我國開征碳稅的可行性

　　我國碳稅的開征，涉及到國際協約中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上承擔義務的確定問題，我國政府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上的態度，與現有對化石能源征稅的稅種之間的協調，礦產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定相關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同時，為了減少碳稅實施的阻力和負面效應，碳稅還需要遵循漸進的改革思路，采取稅率制定逐漸小幅度提升等措施。由于存在著較多的影響因素，有必要基于我國的實際國情合理設計碳稅的實施路線和步驟。
　　第一步，是在2009年進行燃油稅費改革。2008年12月，我國實施了準備多年的燃油稅費改革(在2009年1月1日正式實施)，此次改革與原有改革方案不同之處在于，并沒有開征獨立的燃油稅稅種，而是通過提高燃油的消費稅稅額進行替代。由于燃油稅費改革并沒有開征獨立的燃油稅稅種，其主要目的是進行費改稅，納稅人的負擔只是將原有養路費等收費的負擔轉化為成品油消費稅稅額的提高，這實際上為從加強節能減排的角度開征碳稅提供了稅負空間。
　　其次，在2009年或之后擇機進行資源稅改革。針對現行資源稅所存在的問題，資源稅提出了由從量計征改為從量與從價計征、提高稅率等改革內容。由于受經濟形勢的影響，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國內經濟增長的下滑，影響到資源稅的改革，預計經濟形勢好轉情況下，資源稅改革會出臺。但是，資源稅改革應視為開征碳稅前的一種準備，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理順我國資源和能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二是在提高有關化石燃料的稅率水平時，應該考慮為后續的碳稅改革留下一定的稅負空間，從而為在資源稅改革基礎上開征碳稅提供一定的條件。
　　第三，在資源稅改革后的1-3年期間擇機開征碳稅。考慮到近期要出臺資源稅的可能性較大，一個階段性出臺的稅種不能過于密集，需要有一段時間來消化化石燃料價格上漲的影響。在資源稅改革后有必要設置一定的過渡期，再開征碳稅，我們初步考慮將碳稅的實施時間確定為資源稅改革后的1-3年期間內(預計為2012-2013年)。
　　同時，根據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發展趨勢，《京都議定書》規定附件1國家的履約時間為2012年，再根據“巴厘島路線圖”達成的協議，在2012年后，在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減排義務的同時，也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適當減排溫室氣體行動。這樣，2012年后全球為應對氣候變化必然會形成新的格局，也必然會對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施加更大的壓力。
　　此外，根據開征碳稅的模擬效果分析，如果實現低稅率水平的碳稅政策，對于經濟的沖擊影響較小，納稅人的負擔也不會過重。因而，我們提出首先開征低稅率水平的碳稅，如10元/噸CO2的稅率水平。在開征低稅率水平的碳稅后，可以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適度逐步提高稅率水平，進一步增強其對減少CO2排放的激勵作用。
　　最后，開征環境稅及完善環境稅收體系。在開征碳稅的同時，國內還存在著開征二氧化硫、廢水等環境稅的需要，預期在2014年及之后的期間內開征環境稅，并根據碳稅實施的具體情況和其他環境稅稅種的改革情況，完善和優化整個環境稅收體系。
　　上述有關開征碳稅的制度設計和其他一些內容，是假設將碳稅作為一個獨立稅種進行分析的。但從碳稅與資源稅、消費稅以及我國準備開征的環境稅的關系來看，碳稅的實施方式實際上有著多種選擇。
    如在現行資源稅和消費稅基礎上，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作為計稅依據進行加征。即在保持現有資源稅和消費稅對化石燃料的稅率水平下，按照含碳量所設計的碳稅稅負來提高各類化石燃料的稅率。該實施方式不需要增加新的稅種，改革阻力相對較小。我國的燃油稅費改革實際上就是選擇這樣的實施方式，國外實施的碳稅也有類似的情況。但這種實施方式增加了資源稅和消費稅制度設計上的復雜性，且調控目的沒有單獨開征碳稅明確。
    或在資源稅、消費稅和環境稅之外單獨開征碳稅。該實施方式有利于碳稅制度的獨立性和調控目標的明確性，但需要新設一個稅種，改革阻力較大。
    或將碳稅作為環境稅的一個稅目征收。開征環境稅也是我國未來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在設立了環境稅的新稅種后，就沒有必要再獨立開征碳稅，可以將碳稅與硫稅、廢水稅等都作為環境稅的一個稅目。這種實施方式可以簡化稅制，但需要協調環境稅與碳稅的開征時間。
    更長遠地看，在未來對環境稅收體系的優化和對化石燃料征收的相關稅種的整合時，還可以考慮將現有對化石燃料征收的稅種全面改革為碳稅。即將現有對化石燃料征收的資源稅和消費稅，以及已經可能實施的碳稅改革措施，全部改革為按照碳含量或碳排放量作為計稅依據進行征收的單獨稅種。通過這種稅制的整合和優化，有利于更進一步地增強對二氧化碳減排的激勵力度和發展低碳經濟。

文章來源：廣東塑料交易所網站